上海游记之一,百年宋教仁澳门威利斯人v9579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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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新近出版的《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是七八年来穿越历史反复寻访的一项成果,其间既有苦思冥想的难解困惑,也有意料之外的快乐发现。在我看来,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事实上的缔造者,不是其理事长孙文,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议会政党及现代化宪政制度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宋教仁民主宪政法律思想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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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却于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后来的证据表明袁公世凯是罪魁祸首。

宋案被以讹传讹反复改写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他们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挑起发动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其政治理念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后来更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宋教仁案的陈其美、李征五、应夔丞、洪述祖、袁克文,都是当年已经为数不多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级成员。 我研究宋教仁案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将近四万字的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力,在全国各地寻访搜罗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遗迹。 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也写作遯初、钝初、遁初,别号渔父。1898年,十七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九岁的宋教仁参加当地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并且考中秀才。1902年秋天,他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学堂,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他的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田桐、吴崑、白逾桓、欧阳瑞骅、蒋作宾、黄侃等人。 1903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黄兴三十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黄兴、章士钊、刘揆一、胡瑛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从此成为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与孙文、黄兴、程家柽等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共同发起组织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 袁世凯拨款建宋园 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先是依照国民党籍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十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墓园。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1916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土地四十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港另购一百零三亩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借支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元六角用于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陈其美等人对于宋教仁死后价值的冷血利用,堪称极致。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因此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中央政府出资十万大洋、圈地一百零三亩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园西侧,占地约九亩。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的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与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和恐惧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赵秉钧和袁世凯。 据1913年6月26日《民生日报》报道,南下香港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孙文,在香港大酒店接受《士蔑西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袁世凯与宋教仁案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然吾谓袁总统非自有干连,不过系其总理与有干连也,故袁世凯定必略有所知。” 关于孙文在宋教仁案以及此前的陶成章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宋教仁案及陶成章案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他对于陈其美等人的暗杀阴谋,“定必略有所知”。 袁世凯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谋杀宋教仁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袁世凯,反而被以讹传讹地认定为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这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却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比起宋教仁案本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误笔,更值得深思。

作为同盟会主要领导的宋教仁,曾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在他短暂的生命旅程里。基于自己对西方宪政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提出了政党内阁制、独立的行政裁判制度、折衷制下的地方自治等一系列民主宪政思想。

迟云飞   张耀杰 (进入专栏)   高全喜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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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教仁;政党内阁;行政裁判;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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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1882年生于风景如画的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桃源风景虽美,但地处偏僻,因此宋教仁少年时期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新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关心国家大事。17岁那年,人漳江书院肄业,“即不务章句而深思夙悟,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平时喜刑名法纪舆地诸籍。”漳江书院的学习使宋教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他与黄兴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并积极筹划起义。但举事不密,导致第一次湖南起义失败。起义失败,为了躲避追捕,宋教仁只能东渡日本。在日学习期间,他浸淫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思想,并协助孙中山创立了同盟会。1911年回国后,继续为推翻满清而呐喊助威。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等职,并为民主共和而奔走呼告。满怀理想的宋教仁,由于积极倡导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个人专制,所以为袁世凯所不容,终于1913年初为袁党暗杀。

  

闸北公园,过去曾叫宋园,1946年改为宋教仁公园。1950年改朝换代,改为闸北公园。遁初的墓就在公园的西北角落。凶手袁世凯说过:遁初死了但中华民国没有死,中国民主宪政没有死。如今民国已经在海岛偏安,宪政也实现了。只是作为后人,共和之路走的如何?宋先生千古!澳门威利斯人v9579网 5

虽然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生命短暂,但宋教仁的法律思想,尤其是其民主宪政思想,犹如黑夜流星。划破天际的漆黑,照亮了时人的心。综观起来,宋教仁的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观点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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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党内阁制

  【要点1】宋教仁是孤独的先驱者,他觉得将来中国革命成功后恰恰有可能是革命党人自己推行专制独裁,所以得出不同设计:革命后马上实行民主宪政,并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内阁制,用这个办法限制任何个人的专制和独裁。为此,1911年底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中国组织革命政府时他们发生了争论,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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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大地就日益沉沦不振。英国用鸦片和坚船利炮轰开天朝国门之后,列强蜂拥而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列强之侵略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日益困苦。面对深重的国难,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开始“睁眼看世界”,积极研究西洋各国的文化器物,并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口号,洋务运动也由此而兴。只可惜,器物之变并不能拯救当时的中国,区区大清甲午一战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即是明证。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西太后在狼狈西逃中终于颁布变法上谕,由此也开启了道术之变的变法修律等革新活动。时隔五年,清廷开始以仿行宪政为名的预备立宪活动,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准备“立宪”。面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宋教仁基于自己对西方宪政的深刻了解,在《清太后之宪政谈》、《钦定宪法问题》、《中国古宪法复活》等文中,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除此之外,他还积极筹划革命,时刻准备推翻满清,以期将来能建立共和之中国。

  【要点2】宋教仁所设计、追求的宪政理念: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 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第三,主张英国模式: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宋教仁的用议会、和平的手段推行政治主张在推崇武力的时代显得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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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秋,就在宋教仁回国的当年,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武昌起义的爆发,为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湖北军政府的成立,使宋教仁的学识和抱负有了用武之地。宋教仁以其深厚的法律知识,一夜之间就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共分总纲、人民、都督、政务委员、议员、法司、补则七章60条。《鄂州约法》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为思想基础,采纳了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详细的规定了人民的各项权利。虽然武昌起义为革命党首倡,但在当时,革命党的实力实在微弱,不得已只能由黎元洪出任都督。为了团结旧官僚,宋教仁在这部约法里并未采纳责任内阁制,而是以总统制代替。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深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出台后,同盟会在商讨政府组织方案时,孙中山等人极力倡导美国式的总统制,“惟宋始终坚持内阁制,中山先生力持不可,黄亦劝宋取消提议,宋不为所动。”宋教仁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不仅是因为他对时局的洞察,而且与他一贯坚持的民主共和理念息息相关。在宋教仁看来,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而且就同为民主制的总统制和内阁制而言,内阁制有总统制没有的优点,因为“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选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所以“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责任内阁制的提出。表明宋教仁不仅对宪政精义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他的这一主张也出自他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考量。

  【要点3】民主宪政的根本东西是自己的定位,自己要不要服从宪法,自己要不要限制自己的权力,而不只是限制别人的权力。这方面不管孙中山、宋教仁、梁启超还是袁世凯都是不合格的,自己屁股要坐在权力位置上,想着怎么限制别人,这种思想不是宪政。

现在的宋教仁墓是八十年代从新建造的,并在2011辛亥百年从新修整。原墓地与碑文早就被润之的革命小将损毁殆尽。如今虽然拨乱反正地从修了,但〈宋教仁公园〉的原名废弃不用了。宋先生的纪念馆也没有了。闸北公园成了休闲养身之地。我想说: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推倒从来,那中华文明何以敢自称唯一没有断代的文明古国?闸北公园的主角如今不是宋墓。门口的石像是个做茶的宋代人,而宋园是一个门口的餐厅。公园里除了划船还有太极武术学校。才一百年啊,人民忘记得真快。

革命党人的起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革命成果大都落人旧官僚手中。对于当时的这种现状,宋教仁曾经为自己未能领导武昌起义,“致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而悔恨不已,后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初期又积极策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他自己担任执政,其目的都是为了削弱黎元洪的影响,挽回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失去的权力”,所以宋教仁极力倡导责任内阁制,目的就是“使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在当时,宋教仁的主张却遭到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反对,终究没能成功。虽然如此,在革命党人确定袁世凯将出任大总统时,在随后起草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政体形式正式采纳了责任内阁制,此举目的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使民国免于袁世凯个人独裁专制之统治。

澳门威利斯人v9579网,  【要点4】 辛亥百年历史刚开始的三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11年是革命之年,以武昌革命为代表的革命过程导致了一个传统的、旧的帝制开始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1912年是国家构建之年,中国从古典的皇权专制到共和国的演变,比较和平的完成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1913年开始建设国家。但是在那样一个关键时期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使中国现代化国家构建进程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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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lO日,袁世凯在出任大总统后,就任命了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首届国会。唐绍仪内阁中,“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因此当唐绍仪要行使约法所赋予的权力时,处处遭到袁世凯的掣肘,最后只能“挂冠而去”。唐绍仪内阁倒台后,陆征祥受袁世凯之命,又组成了阁员超脱党派的“超然内阁”。这两种内阁,在宋教仁看来,皆是“有责任内阁制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而且,由于唐陆内阁均非政党内阁,因此免不了“党见纷歧,心意各别”,“人自为战,互相掣肘,不复成为有系统、有秩序之政见”,以致“民国虽成立,然破坏未及,人心上之旧习未能乘势革除,譬犹疮毒尚存,遂投以生肌之药,必不能痊愈也”,因此“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而“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需要指出的是,政党内阁的主张,宋教仁早在辞职之后于1912年7月21日在同盟会内部发表的演讲中就已提出。宋教仁在当日演讲中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可见,对于政党内阁,宋教仁早已有此想法。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宋教仁所主张的政党内阁,绝非同盟会或国民党之政党内阁,而只是主张内阁需要由国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织而已。

  【要点5】 1913年的宋教仁被刺案,标志着中国从革命到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终止了,一个新型的党国体制逐渐开始孕育。1927年国民党建立国民党体制,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共产党体制。这个道路与宋教仁所主张的国家建设、议会斗争、立宪政治、基于民权的政体相违背。即使走过了一百年,这一百年的政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终究绕不过宋教仁,还要沿宋教仁的道路再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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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的提出,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责任内阁制到政党内阁制的转变过程。政党内阁的提出,一方面。是他内心的民主法治信仰之使然;另一方面。是他不满民国建立以后,内政外交均乏善可陈,急欲改变现状,实现民国共和富强而提出的大胆设想。只可叹,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政客。在国民党国会选举大胜,踌躇满志赴任之机,只落得个“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凉结局,而政党内阁也成了明日黄花。

  【要点6】 如何看待宋教仁案?史学界对宋教仁究竟是袁世凯刺杀还是国民党力量操控一直有争论。放在中国政治历史演变中,厘清这个案子的事实本身并不重要,而当时的政治家如何对待宋教仁案更重要。究竟是以司法的形式、以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判决形式追究宋教仁案;还是主观判断假定谁杀了宋教仁,无视法律权威,通过武力诉求解决,这个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是这公园中唯一去看望遁初的人,给他鞠躬致敬。如今的闸北公园,全是晨练的喧哗。反到不至于过于寂寥。宋先生的共和梦想,不管上层建筑如何结构,不都是为了人民随遇而安么?很多人忘记了他,这样也好。何况还有我一样的人存在。纪念遁初先生。

二、独立的行政裁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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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判。现在一般都称为行政诉讼,“又称司法审查,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监督制度,对于相对人而言,行政诉讼则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就渊源而言,专门的行政裁判制度最早兴起于法国。18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思想极为激荡的年代,作为启蒙思想发源地的法国,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在法国大行其道。孟德斯鸠所倡导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思想当时就已深入人心。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实行严格的权力分立,防止三权之间的相互干涉,尤其是为了防止司法对于行政的干涉,特别设立了行政法院以处理行政诉讼,从而开创了行政法院的先例。相比之下,就中国来说,自古以来,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富有四海,集行政、立法、司法诸权于一身。作为皇帝奴仆的文武百官,与平头老百姓在法律上权利根本不同。历朝历代的天子为了监督约束百官,以图江山永年,均设有纠察百官的御史台、都察院等风宪衙门,但就只能存在于民主土壤,彰显法治精神的行政裁判制度而言,在中国却是芳踪难觅。

  迟云飞: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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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0年满清政府诏谕变法修律以来,官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在完成了对刑部、大理寺等机构的改革后,1911年,对都察院的存废也提上了历史日程。是存是废,时人“聚讼纷纷,莫衷一是。”对此,宋教仁在1911年八月二日至三日于《民立报》刊发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不仅认为应将都察院改为惩戒裁判所,而且发人所未发,破天荒的提出了独立的行政裁判之思想。

  

孙文被国共两党尊为国父,那么宋教仁可为国叔。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先生死了可是先生的事业未尽,宋教仁公园西门外的道路被命名为“共和新路”。封建专制的老路掩埋了,但这民主共和的新瓶里,是否总装着旧酒呢?看看1911年以后的历史吧!愧对遁初先生。

在宋教仁看来,首先,行政裁判的设立是立宪国家应有之义。按照西方的宪政学说,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行政裁判的存在。如前所述,行政裁判是一种司法审查,表明行事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无别的。而在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特权社会,平等实在缺乏。宋教仁提出行政裁判的主张,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法治主义者,一个真正注重民权,注重平等的人。对于何谓行政裁判,他也对其作了简单定义,即“人民对于违背法规损害权利之行政处分,得提出诉讼于特别机关,求其取消变更,特别机关乃裁判其处分与诉讼之孰为当否,而决定之,是之谓行政裁判。”在这里,宋教仁首先言明了何谓行政裁判,接着提出行政裁判应由特殊机关来处理,即行政裁判所。其次,对于行政裁判的范围,宋教仁认为“有列记法、概括法之二种,而要皆以违背法规损害人民权利之事项为限。”而设立独立的行政裁判,其目的无过于“使该行政处分受其羁束,监督官署,保护人民权利”嗍。宋教仁的独立之行政裁判制度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后由其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里再次得到表述,《鄂州约法》第57条就规定:“法司以鄂州政府之名,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但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不在此例。”

  丁阳(主持人):欢迎各位来到燕山大讲堂!今天子云出差了,我是腾讯丁阳,客串主持人。3月20日是著名爱国者、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的百年忌日。关于宋教仁的研究很不够,而且宋教仁对中国的贡献不为民众所熟知。今天有幸请到三位学者分别是迟云飞教授、张耀杰先生、高全喜教授分享一下他们对宋教仁的看法。首先有请迟云飞教授!迟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教仁研究专家,今天主要内容谈“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有请迟教授!

公元2013年2月17日于北京补记

宋教仁倡导独立的行政裁判,不仅表明了他深受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而且说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践行者。他的独立的行政裁判制度虽然在其生前并未实现,但这一理念在后来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却得以实践。

  

三、折衷制下的有限地方自治

  迟云飞:谢谢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一百年前的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给他作了一个挽词:“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在整个近代历史上,宋教仁是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所做的努力所做的奋斗最多的一个人,至少是其中之一。那宋教仁对民主宪政有些什么样的设计?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理念?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研究,题目就是《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除了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类似于西欧的“封建”制外,自秦始皇剪灭六国,统一四海之后,在国家形式上采用的就是单一制。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虽因历代情势不同,而区划有异外,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及至清末以降,由于外国列强的侵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八旗子弟的腐化和满清统治的衰微,地方势力逐渐兴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募湘勇,李鸿章招淮兵,这些汉族地方武装在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的同时,也做大了自己。天国灰飞烟灭之后,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面对如此局面,满清统治者虽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伴随着中央集权的衰颓,地方势力勃兴一时,以致酿成了后来的“东南互保”局面。而且,当满清统治者在将器物之变转为道术之变的时候,地方自治的主张也时有所见。在1905年开启的变法修律运动中,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预备立宪。而预备立宪除了考察外国宪政外。还有地方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设立。作为地方自治机构的谘议局,谘议局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主要权限包括讨论本省兴革事宜、预算决算、税收、公债以及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本省督抚的咨询等。虽然谘议局议定事项的可决权全在各省督抚那里,但从形式上而言,谘议局也是地方自治的先声。

  宪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理东西,中国学界对它研究不太充分,一般大众对它了解更不是很多。当然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也并不多,我对宪法学、政治学是外行,但我长期研究宋教仁也研究晚清的预备立宪,对此有自己的一些理解,我先说说。

辛亥革命后,虽然革命党人首倡义兵,但先后独立的省份实权大多为前清官僚所掌握。革命党人根基太浅,根本无力统率全国。而这些摇身一变为民国要员的前清官僚为了保存其既得利益,极力主张分权制。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都在物色培养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而这种潜在的各自为政和分立的危险,对于革命党人要实现其共和之政府,国家之富强,以及人民之康乐的目的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对此,宋教仁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1912年7月4日给孙武的信里就说道“弟尝潜观宇内大势,默筹治国方策,窃以为廿世纪之中国,非统一国家、集权政府不足以图存以世界。”可见一开始宋教仁是以集权政府为目的的。但是面对“各省俨成封建”的现实,以及中国的国情现状,宋教仁并未以理想行事,而是提出了折衷主义,即既不行集权制,也不行分权制。对于中央而言,由于“一国行政中央必不能无巨细,皆直接处理之”,所以“不得不有分理之机关”。因此,中央除了掌握“外交、军政、国家财政、司法行政、重要产业行政、国际商政、国营实业、国营交通业、地方工程”外,其余诸如“民政、产业行政、教育行政、地方财政、地方实业、地方交通业、地方工程”等事项应委付于地方官和地方人民公共组织的官治行政主体一地方自治团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一国行政,苟不悉以属中央指挥,则与地方民意或不合,苟悉以由民意组织,则又与中央政策或难同”的困局同时,对于地方自治的重视,除了可以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外,还可以充分振兴民政。而从前列的地方与中央分管的事项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行政“消极的多,对外的多。政务的多”,而地方行政“积极的多,对内的多,业务的多。”

  什么是宪政?有宪法的政治,规定这个国家的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应当说,宋教仁所主张的地方自治,即兼顾了国情,又顺应了民意。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一方面国家体制必然要以共和为主,注重民权,所以不能大小事务中央一一统之;另一方面,为了发挥人民的无穷力量,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必须享有更多的权利,所以一些积极业务方面的行政,统统归属地方自治的权限范围。这种既有集权,又有分权的体制,不仅可以避免出现中央权力过大,管的太多,统的太死,使地方丧失发展活力的问题;也可以防止因地方分权太多而导致的地方坐大,中央无力统管的难题,以期达到“一切行政,自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运用自如”的畅达境界。

  什么是宪政?首先是有宪法的政治。通俗来讲就是有一个规章与条条,这个规章和条条规定这个国家的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由宪法规定。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按照宪法的规定来进行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有宪法的政治。但有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必须是所有公民特别是国家的领导人、有权有势的人要按照宪法规定做事,不能超越宪法。当然宪政体制中还有其它,比如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个权力不能放到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由任何一个机构同时掌握。在宪政体制下,负责国家实际政务的领导人必须是彻底结束了终身制更是绝对结束世袭制。关于宪法、宪政的学说很复杂,我了解不并不多,只能简单说这点。

从建立独立的行政裁判制度,到主张政党内阁制,再到提议折衷制下的地方自治,我们可以看到宋教仁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斗士。为了建立共和民主的民国,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即使在他遇刺之日,在给袁世凯的电文里,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他的拳拳爱国之情,以及注重民权的切切法治情怀。只可叹,宋教仁虽有这种情怀和一整套的设想,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未给他提供实现这种理想的环境。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满怀激情理想主义的宋教仁又一次以自己的鲜血说明了一个道理——“悲剧是理想主义者的血统”。他的被杀就是明证。虽然如此,他的民主宪政思想对今天的人仍具有相当的启迪意义。

  实现宪政有什么好处?用现在的眼光来观察我觉得至少有:第一,宪法的体制、宪政的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所说的“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组织各种团体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我们居住的地方和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这些自由在一个宪政国家里必须得到保证,宪政就是保证这个自由。第二,在宪政真正实现的国家里,能够相对保证这个国家政治的平稳。宪政制度是一个容忍反对派、容忍不同意见的一种体制。在没有宪政国家里,比如中国古代,作为君主不但权力不能有任何人跟他分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甚至思想也绝对不能容忍别人跟他分享,必须由君主来把思想定义、权力定义。但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时间久后变得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丛生,无法解决就会有一次暴力起义或者政变、社会动乱。相反宪政体制国家,国家领导人或者领导国家的政党是互相轮换的,搞五年、八年你下去了,另外一个政党上来,也就是说一定要容许、认可在野的政党有发言权,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朝政党没有做好,在野的可以选上,在朝的可以变成在野。通过这种政党轮替或者政治势力集团轮替的形式保证国家政治权力有序的轮换。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再也没有发生政变或者武力冲突,其它宪政国家也没有这个事情。可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王朝更替、政变、流血冲突不断,父子相残、夫夫相残在中国历史上太多太多,因为不容许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思想存在,而社会问题又存在,在一个王朝或者政治框架下解决不好就会来一次大的流血冲突,而这造成的社会代价非常大。所以实行宪政有这样一些好处,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冲突、几百年的政治动荡后,近代社会后大多数实现了宪政体制。

  宋教仁的理想中就是英国政制: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

  下面我具体说一下宋教仁所追求的、设计的宪政理念: 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中国怎么“必须实行宪政”?要从中国晚清的宪政运动开始说起。中国人知道有宪政运动或者能够上升为社会思潮的宪政是什么时候?是从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开始的。日俄战争是为了争夺中国领土的侵略,并且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这个战争对中国人刺激很大。战争后,中国人发现小小的日本、刚刚兴起的日本居然战胜了强大的沙俄,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发现是因为日本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责任内阁,日本实行了宪政,沙俄没有。所以很多人认为是日本的立宪战胜了沙俄的专制。而中国要想改变被动的、挨打的、受辱受侵略就要实行宪政,实行日本或者当时英国和德国的立宪。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认为实行宪政可以救国、强国,如此宪政就变成一个工具性的东西。什么工具?强国的工具,御侮的工具。这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看法。

  但这个看法的背后有一个疑问?如果用别的办法强国、用别的办法也能避免列强侵略,民主、宪政、法治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不需要搞了?宋教仁不这样看,他认为宪政、民主、共和、法治是现阶段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类文明走在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御侮才搞这个,而是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甚至是根本标志。宋教仁这个理念自晚清到民国初年非常独特,不把宪政仅仅看作强国御侮的工具。在这个情形下,宋教仁说要用宪政保卫人民的自由。宋教仁在很多文献都曾强调,比如他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甚至在他起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里都写明人民有种种自由权利,特别是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里。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时是作为同盟会的分支,是在长江流域和中部地区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并不是宪法文件。可宋教仁在这里面大书特书同盟会中部总会会员有各种各样民主权利,但这不是一个宪法。今天看起来可能感觉有些不伦不类,但反映宋教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宪法的政治下要保证人民各种各样的自由民主权,同时在宪政体制下保证人民的参政权。宋教仁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在共和体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在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开头就这样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他们看来,因为主权属于国民,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人民有权参与政治,更有权主导国家的政治。所以在宪法的体制下,就是要保证人民的参政权。这是宋教仁第一个想法:必须实行宪法政治,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

  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在宋教仁看来,人民有自由权、有参政权,组织一个政府就是为了谋求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和过去中国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三纲五常”的传统见解完全不同,组织政府、施行宪政就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但是他认为人民的能力、知识水平、见识不完全一样,有的人受教育多些,知识水平高一些,特别是在一个大国里又不能保证每个公民、每个个人都直接参政,(有些问题可以全民公投)在更多时候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参与政治,怎么办?需要有议会、有政党。所以宋教仁说,在民主的国家里,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政治的权威在议会里。议会怎么组成?议会由人民里一些特殊的、优秀的人物组成,政治权威集中在议会里就是要由议会的这些人代表人民或者说人民授权给议会这些人,他们直接来参与政治、直接监督政府、抵制专制和独裁。所以宋教仁非常重视议会的作用。

  与议会相关的是政党,宋教仁认为政党和议会类似。国家里集中一些优秀分子组成政党,由政党代表人民参与政治、过问政治。那什么是政党?宋教仁想法是:政党有两个要点——一是政党要有政见、要有主意。民国初年宋教仁所谓的政见就是坚决地实行民主宪政,巩固共和政治。同时政党要有一定的组织,没有组织成不了政党。这里要强调的是宋教仁心目中的政党和现在熟悉的、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体制不一样。宋教仁所说的政党有一定的组织但比较松散。某一个国民赞成政党的政纲与主张,特别是对宋教仁自己组织的党来说,赞成他维护共和、坚持民主宪政的主张来说就是这个党的党员;反之赞成别的主张就成为另外一个党的党员。这好像和他主张的政党是一些优秀分子的集合的主张不是完全一样。总之宋教仁在民国初年时主张一定要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而不是说每个国民都直接参与政治。这是宋教仁第二个大见解——政治议会和政党。

  这里有一个插曲,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对宋教仁的批评非常多非常多,说宋教仁议会迷,迷信议会的功能、作用,用议会的手段从事政治,以议会这个东西跟袁世凯、北洋军阀、专制的政治势力获得一些妥协。当时他们批评宋教仁是借用了列宁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些主张社会主义色彩的党不主张用武力、枪杆子来推翻现存的政权,而是用一种和平的议会选举手段实行社会主义、实现他们社会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宋教仁用议会的手段、和平的手段推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倒更显得非常珍贵。民主政治是一个讲妥协的政治:我执掌政权或者政治势力、政治派系执掌政权,一定要容许不同派别或者反对党存在,容许不同的意见存在,两种政治势力达成一种妥协。这是民主政治或者是宪政政治的要点。可在中国历史上不要这种妥协,一个国君当上皇帝后不允许任何不同政治势力和任何异端思想存在,但宋教仁议会政治主张是这样一个特点。

  第三,宋教仁主张英国模式: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什么是英国模式?可能很多网友会有疑问,英国不是君主国家吗?这要说起宋教仁对宪政目的的认识。在宋教仁看来,宪政是唯一的,文明国家所必须的,实行宪政了,不管你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就是好的,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在这个立场上,宋教仁对当时日本政治批评得非常多。可当时社会不是如此,因为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日俄战争中又打败了俄国,很多人尤其是晚清君主立宪派的人士对日本的政治非常羡慕,日本由弱到强。但宋教仁在日本六年观察到日本不行,因为日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立宪政制,充其量算半立宪半专制,为什么?宋教仁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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